扶貧委員會 內容大綱
貧窮問題已經成為社會深層次矛盾之一，這種狀況持續下去，不利於社會、經濟發展，也不利於社會保持穩定，因此，解決貧窮問題，紓緩貧富懸殊問題，應該成為政府優先關注的政策。 根據扶貧委員會去年11月發表的《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20年香港貧窮人口達165.3萬人，貧窮率達23.6%，較2019年增加16.2萬人，創自2009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每4人就有1人為貧窮人口。 會議上，多位議員提出對未來工作嘅建議，包括希望討論鐵路基建增加質量及效率、應用創新科技、研究跨境鐵路等。 議員陳克勤更指出要研究南北鐵路系統，同時認為投放資源喺商場、物業管理、地產等對鐵路並無效益，新鐵路應開放畀其他鐵路公司營運，唔好只靠港鐵。 扶貧委員會 另外，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陳恒鑌，尋日喺會議中指出該委員會計劃討論鐵路發展策略2014、施政報告中提及嘅規劃、信號保養等，亦會考慮議員意見。 隨後嘅改革扶貧政策和策略小組委員會，議員葉劉淑儀同議員鄧家彪分別當選正、副主席。 但由於葉劉不在席，改由鄧頂上主持會議，而鄧主持議嘅作風，異於前兩個會議，直接限定每人發言兩分鐘。 大多數與會嘅議員希望改革扶貧政策，以及實行精準扶貧，但同樣嘅問題又出現。
- 葉兆輝預計今年的疫情比較受控，失業率改善，希望今年貧窮人口能減少。
- • 二○一九年，受本地社會事件及中美貿易摩擦雙重打擊，本港經濟自二○○九年環球金融危機以來首次陷入衰退，勞工市場於下半年明顯轉弱。
- 我們有責任確保這項由公帑資助而且涵蓋面甚廣的扶貧措施，是在合理及可持續的基礎上幫助基層人士，因此認為申請家庭須通過資產審查。
- 此外，在會議上亦通過了關愛基金三個項目──低收入家庭小學生午膳津貼、課餘託管及醫療援助計劃，涉及2億6千萬港元。
- 申請人每月工作時數達208小時或以上，這家庭每月可獲基本津貼1,000元；若工時達最低要求144小時，但不到208小時，則可獲基本津貼600元。
扶貧委員會於2013年9月公布2012年的貧窮線，就貧窮人口作出分析。 2012年，在計及恆常現金的政策介入後，貧窮線下有 個非綜援住戶，當中近半數（48%；即 戶，共 人）屬於在職住戶，其餘主要為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2。 這個分析的引申意義便是：要扶貧便要協助這些低收入在職家庭及處理長者退休保障不足的問題3。 前行政長官便在2014年1月的施政報告中，建議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
扶貧委員會: 扶貧資訊網
由於不少長者在退休時有一筆的退休金（如強積金），但由於不知是否足以應付長年退休生活，不少會節衣縮食；在人口高齡化，退休人士所佔比例上升，上述節衣縮食的集體行為，在宏觀上便會對整體消費力上做成壓力。 在上屆政府最後一份的施政報告便提出要「研發金融產品，讓長者善用資產，以增加退休後投資收入的穩定性」。 由於大部分退休長者，沒有固定收入，在貧窮線只考慮收入的局限下，不論有多少資產，也會較易被界定為貧窮。 扶貧委員會 《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在2019年，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仍有39.1萬名長者被界定為貧窮11。 不過，我們留意到在過往的調查，如在於2018年的調查中，居於沒有領取綜援住戶而被界為貧窮的長者，有80.6%表示沒有經濟需要12。 這或反映貧窮線是由於只考慮收入，便會將那些可能是有資產但沒有穩定收入的長者界定為貧窮。
除了失業支援，政府應就基層勞工的基本生活開支提供更多支援，例如財政預算案提出設立住宅租金的稅務扣除，就是很好的政策。 不少基層家庭，特別是有年幼子女的家庭，生活和財政壓力大，政府應給予他們更多支援。 加拿大便容許育兒費扣稅，而內地也在今年3月設立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以鼓勵生育。 此外，香港的託兒服務嚴重不足，基層雙職家庭面對不少困難，也需要加強支援。 • 值得留意的是，有別於過往數年貧窮人口及貧窮率上升較多為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的情況所帶動，二○一九年新增貧窮人口（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中有逾三成半來自在職住戶，反映在經濟環境轉差下，工作機會有所減少，令在職貧窮情況轉差。 香港自回歸以來，雖然也曾遭遇多次重大的衝擊，但總體上仍能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在經歷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之後，2021年全年與2020年比較，本地生產總值實質上升6.4%。 但是，貧窮情況並沒有跟隨經濟的平穩發展而有所改善，反而走了一條相反的軌跡，貧困人口持續增加。
扶貧委員會: 香港貧窮報告本月出爐 預料貧窮人口飆升
在2019年，長生津讓15.4萬人脫貧及降低整體貧窮率2.2個百分點，減貧效果稍為提升。 • 計及所有選定項目的政策介入後，二○二○年整體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為 人及7.9%；和二○一九年相比，貧窮人口和貧窮率分別大幅減少88 000人及下跌 1.3個百分點。 沙士期間，基層主要問題是失業，政府因此推出大量紓緩失業的措施，並且加強青年入職前培訓和中年再培訓。 今天基層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住屋，反映在 房大行其道，政府公屋計畫追不上需求，輪候人龍加長，等待上樓時間由平均三年增加至四年。 當天下午，會議組織2021年河南水災人道救援參與救援復盤工作坊，總結了中國扶貧基金會和人道救援網路7•20河南洪澇災害救援行動，併為在河南洪澇災害救援行動中3家援豫優秀救援隊、11家援豫優秀救災機構和2位援豫優秀志願者發放證書和紀念章。 大會審議並通過新進人道救援網路候選機構荊門市義務工作者聯合會正式加入人道救援網路，與夥伴共同討論織密人道救援網路方案。 另外，為了將人道救援的服務宗旨傳遞給社會大眾，強化品牌形象，會議正式對更新的人道救援VI（視覺識別系統）進行發佈。 中國網訊 2022年5月10日-11日，由中國扶貧基金會主辦的以“減輕災害風險•守護美好家園”為主題的2022年中國扶貧基金會人道救援網路大會順利召開。 人道救援網路夥伴齊聚成都，受疫情影響會議採取線上與線下方式結合進行，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秘書長王軍以及全國17家人道救援網路夥伴代表、志願者等30余人次參會。 另一項通過的項目是增加「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的撥款，委員會同意為項目增撥2億8,600萬元。
尤其是在最根本的貧窮定義上，經過十年的實踐，浮現出貧窮數據與真實情況的偏差，到了不得不檢討和正視的時候。 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放棄社會保險式的全民養老金制度，改而設立個人供款式的強積金制度，將退休後的生活保障交由個人承擔，同時亦令政府無法使用更直接的方法維持長者的基本收入，如政府不作大刀闊斧的改革，長者貧窮問題將繼續惡化。 在政府史無前例地推出規模龐大的非恒常現金措施下，所有選定項目的脫貧住戶及人數分別為46.1萬戶及109.9萬人，整體扶貧成效較2019年大幅增強3.5個百分點至15.7個百分點。 政府今日（十二月二十三日）發表《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報告）。 扶貧委員會（委員會）已在今日下午召開的網上會議備悉了報告的主要分析（見附件）。 貧窮問題的根源在於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經濟持續增長，但只集中於金融、地產等領域，而在這一領域的就業人口卻只佔總人口的較少比例，經濟增長無法惠及較大比例的人口，這是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因而，扶貧政策理應從經濟政策入手，逐步合理化香港的經濟結構，使之與社會發展相協調，讓更多人可以從經濟發展中分享紅利，解決更多人的就業問題。 香港是一個富裕的社會，但近750萬人口中，竟然每4人就有1人貧窮，這一狀況難以為人所接受。
扶貧委員會: 中國扶貧基金會人道救援網路大會順利召開
隨着「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貫徹落實，去年全港公務員已經完成效忠宣誓，然而改革要避免形式主義，一紙誓言之後還要觀其行，養其心，因此政府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培訓和管理，淨化隊伍，凝心聚力，形成新機制。 特區政府理應改變扶貧政策的思維和視角，改由從經濟政策作為切入點，尋求破解貧窮問題的解決之道，未來不僅要保留扶貧委員會，而且還須提升其作用，也可以考慮由改由財政司司長主導扶貧政策，改變思路或許可以在解決貧窮問題上有所突破。 扶貧委員會 身為扶貧委員會成員的施麗珊認為，扶貧委員會實際上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政府部門更像是向委員會「通知」政策而非諮詢，每年也只舉行數次會議。 這說明，政府雖然成立了高規格的扶貧委員會，但似乎只重形式，而沒有讓委員會發揮應有的職能和作用，結果扶貧政策仍然是依照政府各政策局原有的軌跡運作，只是形式上「通知」委員會而已。
扶貧委員會: 「貧窮說」系列聲音故事
議員黃英豪更舉例話，就算政府轄下嘅粵港澳大灣區督導委員會由行政長官主導，每年開銷千幾二千萬，至今亦唔知有乜嘢成效。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旗下9個研究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當中3個尋日召開首次會議並選出正、副主席。 不過會議一開波，唔少議員對小組委員會所涉及嘅範疇同職權提出意見，有人擔心職權範圍定得太闊，到最後乜嘢都做唔到喎。 聯同扶貧委員會同其他專責小組，準備年度扶貧委員會高峰會，向公眾滙報扶貧委員會嘅工作進度，同時與市民同社會各界交流互動，合力推展扶貧工作。 2018年，樂施會發表《香港不平等報告》，同時展開「公平咩」倡議及公眾教育活動，創造了名字叫「公平咩」的一頭羊角色，她代入市民身分，引領公眾認識及思考「不公平」的負面影響。 扶貧委員會 我們希望透過一系列網上創作及活動，提高公眾對「不平等」體制的了解；再邀請大家加入樂施會行列，積極回應及抵抗，不讓貧富差距及其他不公平政策持續惡化。 鄧家彪透露，本周三（26日）立法會會議將提出動議辯論，討論「改革扶貧政策」，有關議案並獲得10位議員的修正案。 他又指因議員人數增加，議員辯論議案獲抽中機會降低，今次機會十分難得。
扶貧委員會: 扶貧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
去年九月，我們在扶貧委員會高峰會公布了首條官方貧窮線，並發表《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分析顯示就業有效減低貧窮風險，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稱綜援）有顯著扶貧和脫貧功能，但約14萬在職住戶仍生活在貧窮線下，涉及49萬人。 扶貧委員會 他們沒有領取綜援，住戶中不少就業成員努力全職工作，但要獨力撫養幾口子的家庭，感到非常吃力。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在職貧窮住戶中，六成需要撫養兒童，當中近半更有兩名或以上兒童。
另外，扶貧委員會決定於同年9月28日公佈香港貧窮線，及透過《2014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及《2014年至2015年度香港政府財政預算案》公佈相關的扶貧政策。 • 在現有貧窮線分析框架下，用作主體分析的貧窮數字只考慮政府恆常現金政策介入的影響。 其他措施如關愛基金、公屋及一次性措施中可供設算的現金項目的扶貧成效，只用作補充參考。 雖然如此，現行貧窮線框架提供簡單易明的量化基礎，不同學者、智庫和社福機構均有引用貧窮線分析的數據，反映貧窮線為研究本港貧窮情況提供有用的工具。 政府和委員會會持續聽取不同意見，並考慮不同優化貧窮線分析框架的方案及建議，讓公眾能夠更全面瞭解香港的貧窮情況。 2013年5月2日，扶貧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委員基本上同意釐訂貧窮線的框架，包括採納相對貧窮概念，並且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主線。 香港政府經濟顧問及統計處將會於下一階段分析數據，以了解貧窮線下住戶的社會、經濟、住屋及區域特徵，並且詳細分析不同形態的貧窮狀況，例如在職貧窮及年老貧窮等。 另外，扶貧委員會通過關愛基金專責小組4項撥款建議，包括推出「為特殊學校清貧學生提供額外交通津貼」的新援助項目，並且再次推出「為租住私樓的綜援戶提供津貼」等等。 此外，在會議上，專責小組提出了由關愛基金作為試驗先導計劃，以儲蓄計劃形式鼓勵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人士就業，即在儲蓄戶口將需要扣減的援助計劃金額儲蓄，計劃細節需要等待關愛基金研究後再向扶貧委員會提交。 鄧家彪認為香港作為富裕城市，貧窮定義理應豐富和多樣化；反觀國家扶貧攻堅戰儘管採取絕對貧窮的定義，但也同時要達到「兩不愁、三保障」的生活需要承諾。
在構思整套計劃時，我們與扶貧委員會和其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先後深入討論過兩次。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他的同事應邀出席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兩次會議，聽取議員和團體的意見。 此外，我們小心研究了由政黨、工會、非政府組織、關注團體等提交的約15份建議書。 我們在多個範疇（例如對單親家庭體恤的工時要求、受惠對象不應限於貧窮線下的在職住戶等），都盡量吸納團體的意見。 2012年12月10日，扶貧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由於時間與立法會問答大會有所衝突，故此會議由原定的3小時縮減至不足兩小時，至下午5時結束。 行政長官梁振英於開場發言時表明，貧窮問題存在多時，「除了有社會公義的問題外，亦是一個政治問題」，所以此社會問題不論從公義、政治、政府施政來說，亦需要重視及正視。 會議開始後釐定了其架構及運作、屬下專責小組的工作等及簡報國際訂定貧窮綫的經驗等，於會議上，同意將貧窮綫議題交由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跟進，目標於2013年擬定出初步方案。 教育、就業和培訓專責小組副主席蔡元雲亦表示小組將會有逾10名成員，當中需要有商界代表幫助貧窮青年投入市場，亦和議蘇錦樑應該加入委員會。 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亦同意增加商界參與，認為商界的人力資源及財政能力有幫助於扶貧。 扶貧委員會將再接再厲，繼續作為主要的政策平台，集思廣益，協助政府做好扶貧工作。
上述只是歷史和現況的描述，要講解箇中變化原因及利弊並不簡單，不可以透過一篇網誌交代，亦需更詳細及嚴謹的文獻研究。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看今天及未來社會的轉變與需要，考慮如何重組政府架構，這便是未來數月要聽取立法會及社會各界意見的方向。 當然，就所有政府政策，問責團隊都有共同責任，勞福局仍是隸屬政務司司長，最後還有向行政長官負責。 2014年4月7日，中國扶貧基金會與國內20多家公益組織共同組建成立中國扶貧基金會人道救援網路，通過減防災、備災、災害救援行動的實踐，實現成員機構的共同發展。 八年來，中國扶貧基金會人道救援網路開展人道救援行動247次，足跡遍佈全國3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朝鮮、緬甸、尼泊爾、厄瓜多、海地5個國家，240.68萬人次受災民眾因我們的行動而受益。 扶貧委員會 事實上，在扶貧工作方面，政府並不是第一次玩毫無誠意的數字遊戲，但從成效看來，數字遊戲只能成為社會矛盾與問題的遮羞布，不能真正解決任何問題。 12這項資料在近年調查有一個明顯的趨勢，便是有愈來愈高的百分比貧窮長者表示沒有經濟需要：2015年為67.9%，2016年為71.4%及2017年為80.1%。 從每一年數字的變化中，最明顯的是這些雖然被界定為貧窮長者，比例上愈來愈多是有領取長生津。 換言之，雖然單是領取長生津，在統計上仍未脫離收入貧窮，但不少都認為自己沒有經濟需要。 2018年6月，政府推行高額長生津，讓那些資產較少的長者一個金額更高的長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