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最大的問題是能力危機，所以要提升能力，而非建制派最大的問題是忠誠問題，要變成忠誠反對派，忠誠中間派，在解決了愛國者這一底線標準問題之後，讓更多的香港各界人才進入管治體系，採取選賢任能的機制來激勵他們，包容他們，肯定他們。 田飛龍 這才是這一次選舉制度改革的初衷以及完整的目標預期，這樣才能夠打造一支比以前更強有力的，既更忠誠又更有能力的管治團隊來精準回應和解決香港民生訴求及香港深層次的問題。 新香港需以「一國」為重心重構「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以「融合」為導向重構香港經濟結構與產業體系，以安全與發展為核心價值重構本地制度和政策體系，以民生和社會正義為重點重構政府責任和管治問責體系。 新香港，在管治上要全面有效落實「愛國者治港」，在社會團結與社會建設上要引導愛國認同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國際地位和全球化角色上要凸顯與國家共進退的堅定、從容和智慧。 李家超成為正式人選並不意外，這與「港變三年」的安全治理思路密切相關。
所謂「與病毒共存」不是什麼先進經驗和標准，暴露的只是西方政府的能力缺陷和西方社會的自私本質。 這種無論做得怎樣均「自帶光環」的西方抗疫模式，不過是沾染與分享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資產和話語霸權而已。 田飛龍 然而，「一國兩制」在延續香港與西方的「無縫對接」關係的條件下，注定要經受香港在中西之間的左右搖擺和艱難轉型。
田飛龍: 回歸25｜7.1免費康文設施今起訂場 市民反應踴躍部分場館爆滿
2月7日，香港新冠病例確診單日超過600宗，這還是不完全檢測和追蹤的結果，而以香港目前的防控機制和能力，日增過千將是常態。 通關與否既是民生正確，也是國家政治的正確，要測試特區政府是不是真的「愛國者治港」，是不是真心為民眾謀福利並與國家融合。 這方面香港自身的教育體系包括公務員教育的體系，可以彌補一部分，但國家有關部門的主動作為，也能夠填充相當大的部分。 田飛龍 政治學習的要求和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取得進步和成功的非常重要的經驗，不斷加強政治學習，凝聚共識，砥礪能力，而在香港的管治隊伍裏也應該形成這種政治學習的機制。 另外就是對於香港高階公務員，比如説司局長等，可以抽調他們到國家有關部委，還有一些國際組織當中去鍛鍊，讓他們多層次的成長，不要只侷限在香港本地而使得管治能力長期內卷化，不能得到成長。
中環九記牛腩，向來名人客眾，陳奕迅、梁朝偉、何超蓮等亦是其座上客，加上有米芝蓮推介加持，向來深得內地遊客歡迎。 近月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生意再度火紅起來，即時到晚上8時，門外仍人龍不絕。 不過，日前就在從上海來港的網友，在小紅書炮轟九記牛腩「又貴又難吃」。 她是「一國兩制」從上半場轉入下半場的「危機特首」和「轉型特首」，無顯著進取之功，但有基本守護之績。 多次受邀作為嘉賓參與CGTN（央視外語台）、CCTV、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河北衞視、深圳衞視、海峽之聲電台等電視電台媒體的採訪與對話節目。
田飛龍: 疫情消息｜生產力局兩職員初步確診 九龍塘大樓暫停對外開放
田飛龍：香港政治人才的危機在於香港公職人員沒有能夠自我塑造成一個真正適合「一國兩制」的管治人才，這是香港高度自治體系里長期的一個痛點。 這次藉助愛國者治港的選舉制度改革，這個問題我覺得正式提上議事日程了。 一方面如中國古代的治理，講一個健全的治理體系，既要有治人又要有治法，所以在這方面無論是建制派，還是非建制派，可能都要有自身的政治人才培養機制與梯隊。 另一方面，中央對香港政務官公務員，包括議員能力素質的培養提升，也可以有一定安排。
30歲的沙迪奧文尼（Sadio Mane）現時在拜仁慕尼黑與湯馬士梅拿、拿比、卓普慕廷、穆斯亞拿等合作攻堅，之前於利物浦也曾和沙拿、費明奴、迪奧高祖達拍檔。 雖然沙拿為紅軍上陣287場攻入174球，成為球會史上第7位入球王，梅拿也已為拜仁攻入232球，但文尼認為自己合作過的最佳射手，竟然是前利物浦隊友奧利基（Divock Origi）。 奧利基於利物浦7季上陣175場，僅入41球，入球率平平，但多次在大戰取得重要入球。 27歲奧利基今季以自由身加盟AC米蘭，但表現平平，於各項賽事合共上陣21場，僅入2球。
田飛龍: 回歸25｜香港海關守衛國家南大門 《把關者們》今晚TVB播出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報章撰文，指保安局應當根據國安法對支聯會的註冊登記、綱領立場及行為模式加以調查和評估，可要求他們刪除「結束一黨專政」的顛覆綱領，如果支聯會拒絕更正，可研究按照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執法方式，對其社團資格進行處理。 2014年非法佔中，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第一次遭受嚴峻的挑戰，但基本站穩腳跟。 2019年修例風波，全港性大暴亂，特區政府管治能力漏洞全然暴露，國家安全與法治權威性降至極其危險的境地。 林鄭月娥是在這樣的結構性衝突中履職和承擔的，遭遇了她自我認定的「從政以來的最大挑戰」。 他指出，尚無科學證據、疫苗可行性以及特效藥可以保證疫情在短期內得到遏制。 美國和西方的情況所見沒有任何理由對「共存」抱有幻想及僥倖心理。
- 比如説香港的公務員就可以跟大灣區公務員定期的輪崗交流，通過在內地承擔相應的行政職位，瞭解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管理模式，治理機制。
- 我認為她認真規劃過，嚴肅推動過，比較深刻地檢討過，但整個管治期未能真正破局和確立新的管治路線，未能成為與新時代「愛國者治港」高度匹配的有為特首，是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 今天回頭看，無論是港英時期的制度，還是香港的普選民主，都有它的局限性。
- 這種無論做得怎樣均「自帶光環」的西方抗疫模式，不過是沾染與分享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資產和話語霸權而已。
- 因疫情推遲的香港特首選舉，隨着林鄭月娥宣佈不尋求連任，才正式進入選舉周期，不管是輿論熱度，還是各方對於「一國兩制」下半場的想象與寄望，都壓過當務之急的疫情。
- 該名女子其後脫去上衣，半身赤裸在附近徘徊，更一度衝出行車線。
香港以及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始終就是僵化的，就是兩張皮，就是沒把「一國兩制」真正當做一個活物來對待。 所以中央考慮的是「一國兩制」怎麼克服危機，活出精彩的一個整體，一個有機的綻放的生命。 所以負責任地講，真正懂得「一國兩制」生命原理的還是中央，維繫和優化其制度生命的也是中央。 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都是危機狀態下的應急立法，是保衞「一國兩制」制度安全的保護性立法。
田飛龍: 田飛龍社會兼職
2016年立法會選舉出現港獨宣誓風波，人大釋法聚焦《基本法》宣誓條款（第104條），「愛國者治港」才有了初步的法律標準，之後的《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則將「愛國者治港」予以更為明確的法律化，並設定了專職機構資格審查委員會加以法律審查。 以「文官」和「武官」對比和評價李家超與其他特首或其他候選人，似有不公，但可能延續了香港社會的固有文化和心理習慣。 內地經歷過新中國建立以來的「軍管會」時期，軍人在管治體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是凸顯的，由軍隊轉化而成的人民警察體系也有着超出制度授權本身的歷史光環和權威性。 但香港是法治社會和精英專業化社會，軍警隊伍被視為法治體系下的普通執行部門，且並非專業能力最為凸顯的部門，在社會地位上處於中等層次，甚至由於學歷、收入、決策份量、暴力身份等因素而受到社會一定的貶抑。
在您看來，為了讓港人更好的聽懂和看懂中央的思路，從哪些層面可以有一些變化？ 比如最近全國港澳研究會就主辦了「十四五」的戰略規劃與香港機遇的研討會，邀請了內地和香港的各界人士，這在以往是少見的，但具體效果如何，還需要再觀察。 田飛龍 但是，凡事都可能矯枉過正，過猶不及，用愛國者治港管得太嚴，限縮的範圍太窄，又會導致管治隊伍在香港社會缺乏實際領導力，缺乏讓人心服口服的基礎與能力，對於要解決的問題在政治與專業範圍內又難以解決，又會遭致更大的民怨。
田飛龍: 田飛龍
「清零」是真正堅持全體人健康安全這一最大人權的抗疫模式，是中國行之有效的抗疫經驗的系統總結，不可能也不應當輕率放棄。 中國對全體人的人權負責，因而不能允許「淘汰部分人」的人道與人權慘劇發生。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稱，愛國包含對黨的領導的尊重，強調黨的領導是國體的核心要素，以及具體國家的規範構成，但他指，這不等於要求愛黨，因愛黨是黨員義務，而港人作為中國公民，承擔的是愛國義務，要尊重共產黨而非強制熱愛。 看到港府在兩種抗疫模式之間莫衷一是，手口難調；看到香港民眾惶惶不安，通關無望，民生多艱；看到香港精英論述顛三倒四，不負責任；看到香港在抗疫和融合發展上出現一定程度的「掉隊」風險——這些都讓人倍感心痛。 但「一國兩制」決定了中央不可能直接接管或直接指令，而只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 然而，就像西方抗疫失敗不是因為人力、物力資源匱乏一樣，中央對香港的資源性支持難以改變香港抗疫的基本制度和價值觀，難以彌合「兩制」凸顯的鴻溝。
第二就是普選，因為香港的普選不是一個獨立政治體的普選，所以不能夠天馬行空，沒有前提，而是必須要以基本法為前提，要以國家安全為前提。 同時普選也不是靈丹妙藥，包治百病，普選必須是以法治和國家安全為前提，同時將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均衡參與，精英主導型社會下精英的領導力、貢獻力等等結合起來考量。 否則香港也會走向民粹化、過度福利化，染上現在歐美社會出現的政治正確與民粹化的政治病理，反噬香港的活力與繁榮穩定。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還在進行，「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不符合中國現代化整體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民族復興與走向世界的基本的戰略規劃。 但「一國兩制」必須是中國自己定義下的「活法」，所以其實不是討論它死法的問題，是討論它有什麼樣新的活法的問題，所以才有人提香港二次回歸、「一國兩制」的2.0版、「一國兩制」的下半場。 香港01：現在回過頭來看，2014年的首份「一國兩制」白皮書，和2017年習近平訪港時提到「蘇州過後無艇搭」，其實是非常關鍵的節點，但港人要麼沒有聽懂看懂，要麼選擇性忽略。
田飛龍: 香港抗疫遇大考驗 田飛龍：治港者缺乏為民情懷
「愛國者治港」的命運與「行政主導」差不多，都被香港反對派視為中央控制香港的話語符號和制度抓手。 與「行政主導」的有形而受困不同，「愛國者治港」甚至是無形和漂浮不定的，在香港管治體系中長期作為一個口頭符號而不是具體明確的政治標準和法律標準存在。 但這些靠着口號進入愛國者陣營的人，在關鍵的政治鬥爭場合就既沒有忠誠度，也沒有賢能素質了，甚至還有嚴重的「兩面派」傾向和危害性。
- 在林鄭宣佈不尋求連任，以及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辭去職務預備參選特首之際，《香港01》特此專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
- 香港抗疫破防，實在不是簡單的責任心和技術路線的問題，而是制度基礎與價值觀的問題，凸顯了「兩制」鴻溝與融合之難。
- 比如最近全國港澳研究會就主辦了「十四五」的戰略規劃與香港機遇的研討會，邀請了內地和香港的各界人士，這在以往是少見的，但具體效果如何，還需要再觀察。
-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稱，愛國包含對黨的領導的尊重，強調黨的領導是國體的核心要素，以及具體國家的規範構成，但他指，這不等於要求愛黨，因愛黨是黨員義務，而港人作為中國公民，承擔的是愛國義務，要尊重共產黨而非強制熱愛。
- 我們可以研究例如新加坡那樣的英國殖民地是如何實現司法本地化及如何從制度上加強金融中心地位的，借鑑有益經驗。
- 林鄭月娥是在這樣的結構性衝突中履職和承擔的，遭遇了她自我認定的「從政以來的最大挑戰」。
「一國兩制」下半場要實現真正符合《基本法》要求的「行政主導」以及要做到真正的「愛國者治港」，制度條件只是第一步，社會政治基礎的打造至關重要。 就管治體系而言，必須下大力培養政治人才，培養國家視野和戰略視野，真正理解和運用「一國兩制」處理問題。 就教育體系而言，必須真正落實國民教育，建立源頭性的愛國者認同以及愛國主義在社會文化空間的主導性。 就特首與管治團隊而言，要以法律化的「愛國者」標準及賢能愛國者的治理要求重塑管治文化和監督問責機制，進行脱胎換骨的制度改革和能力塑造，才能避免「忠誠的廢物」的積弊陋習。
田飛龍: 田飛龍獎勵情況
中國大陸媒體多維則載文解讀，認為該詞所指的是「大量只知道喊忠誠口號的建制派力量」，並形容這些力量「亂時不能出力，昇平時不能實踐『港人治港』中的治理本意」。 《香港01》有評論文章認為，田飛龍所提及的「忠誠的廢物」並非針對建制派，而是一種可能出現或已經出現的治理能力不彰的現象，亦是對建制派的政治表現、政治能力的善意提醒，一些特定人士根本無須「對號入座」，反而應該致力以政績服人，反躬自省。 【明報專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衞早前被問到公職人員是否須「愛國愛黨」，他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講唔過去」。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圖）今日在本報撰文，稱愛國包含對黨的領導的尊重，因為黨的領導是國體的核心要素，但這並不等於要求愛黨，稱愛黨是黨員義務，香港人作為中國公民承擔的是愛國義務，對共產黨是尊重而不是強制熱愛。
這一線索拒絕理解「一國」，拒絕國家安全與國民教育，將民主武器化，作為對抗國家體制甚至援助西方反華戰略的一種技術手段。 從非法佔中到反修例，民主的武器化用到了極致，向中央充分展現了香港民主與國家安全的對立性質及衝突強度。 一種「不愛國的民主」正在香港以狂飈突進的方式侵蝕「一國兩制」底線和制度安全。 這超出了「一國兩制」的初心範疇和制度極限，構成顛覆性政治風險。 抗疫的具體表現涉及香港民生、愛國者治港實際能力、與中央的互動能力以及融入國家大局的戰略實現能力，具體指標和影響因素複雜，需要綜合評估。
田飛龍: 田飛龍公共影響
香港回歸以來的每一任特首基本都沒有實現符合制度預期的「行政主導」，其原因主要在於香港的管治體系和社會基礎不能較好支持這一體制。 從管治體系來看，反中亂港勢力大量滲透並控制有關職位和政策，導致特區政府無法有效施政。 從社會基礎來看，反對派通過選戰動員和文化劫持，造成了香港社會對政府嚴重的不信任與抵制，結構性削弱了特區政府的主導能力和執行能力。 我反覆提及的「四座大山」的問題即立法會拉布、公務員體系抵制、司法覆核施壓與社會運動夾擊，回歸以來交替作用並形成「圍堵政府」的政治效應，行政主導缺乏抓手、權威和反制力量，處處被動退讓，終於不堪修例之亂而暴露出管治失敗的極端憲制風險。 香港回歸以來，政改在本地等同於普選，這也是「民主回歸論」的內核。
田飛龍: 田飛龍：反外國制裁法能保護中國利益 香港有必要配合
我覺得這是社會認知習慣的問題，並不代表「武官」就不能很好承擔香港管治任務。 而且特區政府管治表現，是包括特首在內的團隊綜合表現，特首個人能力未必需要面面俱到，但需要具備選人用人、果敢決斷與有效執行的關鍵能力，只要用好人才，制定合理政策，堅定有效執行，整體管治效能就會得到較大提升。 李家超出線，相對既往的特首而言確實可以說是「硬特首」，但不等於國安壓倒一切。 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而言，安全治理的目的在於促成團結、有效的發展。 故李家超的使命，首要當然是安全，但指向仍然是發展，特別是香港要繼續發揮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服務國家高水平改革開放及大灣區高端服務業發展，同時促成香港自身經濟結構有效轉型和各階層普遍受益。
田飛龍: 回歸25｜田飛龍：「一國兩制」下半場轉向「一國重心」
規範清，風氣正，參政者皆以愛國有為作正面競爭的法則，不以「攬炒」、「黑暴」、「港獨」為加官晉爵甚至炫耀國際的資本。 他強調，維護全體人之健康安全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不存在特殊性、或者必須與西方一致的理由，需要決斷而行，與國家共進退，實現港式的「清零」，為西方世界做一個示範，即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是如何超越西方一般標準而實現「清零」的。 田飛龍批評，Omicron傳染力更強，外部輸入和社區傳播風險更大，但社會層面呈現抗疫疲勞，官員也存在執法漏洞，二者疊加造成了實際的疫情失控。 田飛龍又批評，在疫情失控下港府只是一般性收緊防疫要求，尚未下定決心進行全員檢測、隔離與實質性清零，仍存在一定的搖擺和僥倖心理，需要批評和督促，否則即便中央支援的物資和人力齊備，在執行上仍有巨大漏洞和風險。 習近平指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
香港需要在與國際通關和與內地通關之間做決定性的選擇，這是決斷的時刻。 以與內地通關為優先選項，以與國際通關做後續選項，這也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人心回歸的重大考驗和標誌。 西方社會也嘗試過清零，但由於個人主義根深蒂固，社會自私而不自律，不願意為集體和他人作出利益和權利的部分犧牲，導致系統性抗疫失敗。 「共存」是需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嚴重人道和人權代價的，是抗疫失敗的無奈之舉，絕不是優選路徑。 香港社會有個人主義基因，也有社會自律和集體互助的東方文化因子，港府和社會領袖應做好抗疫動員和心理引導，才能推動社會與政府一起實現清零目標。 他認為，港府現時採取的仍屬於常規應對措施，預期無法阻止病毒擴散及疫情升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緩解。
所以特區政府跟中央要想辦法打通其中的關節，讓人才滾動、流動起來，流水不腐，户樞不蠹。 當他們在這些更加豐富的閲歷交流以及能力提升之後再回到香港，我相信他們思考問題就不會再是井底之蛙，一孔之見了。 香港的司法改革必須克服既往的「國家」盲點，以適當形式和智慧納入「愛國者治港」核心要素，將香港普通法塑造為「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田飛龍 雖然有了港區國安法，但是香港司法仍需面對改革，包括司法的效率提升，司法公開透明度，司法量刑的公正性，司法對公共秩序的保護能力，司法人員的國家法知識與倫理，以及真正立足「一國兩制」的司法哲學與裁判法理學，等等。 律政司已在探索和加強其法律官員的國家法知識培訓與運用能力，但香港法院的司法管理中尚缺乏有關機制。
面對香港形式上執行的「動態清零」和實質上信奉的「與病毒共存」的抗疫「兩面性」，我們要客觀理解和負責任應對，僅僅批評是不夠的，「動態清零」確有港府與香港社會短期內無法具備的制度瓶頸和社會認同瓶頸。 香港01：的確是這樣，我們幾年前就強調消極的、區隔的、被動的「一國兩制」很迫切需要轉向一個積極的、融合的、主動的「一國兩制」。 創設特別行政區、建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權力在中央，按照權責統一的邏輯，香港走到今天，「一國兩制」今天面臨的考驗，中央也的確難辭其咎。 就像我們之前一貫強調的，過去「河水不犯井水」的治港思路，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問題，香港的發展與繁榮也一再掩蓋了深層次結構性矛盾。 香港主權回歸並不是問題的結束，反而是如何有效管治等更為關鍵的一系列問題的開始，以為香港回歸了就萬事大吉了，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很大的風險和隱患。
田飛龍: 憲法時刻與雙向挑戰
田飛龍：香港新階段的改革任務是繼續深化安全治理，聚焦解決經濟民生難題，開拓性推進融合發展。 安全治理為其他方面的一切改革提供前提和基礎，有「穩定」才有「繁榮」，在此意義上李家超是有比較優勢的。 另外，李家超基於紀律部隊的領導職務和工作經歷，對法治的理解和認同，以及對國家體制與經驗的汲取，相比普通公務員經歷的人可能更為深入。 從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出發，中央選擇重構香港選舉制度，從公權力產生源頭上堵住「反中亂港」勢力進入權力架構的通道，並對在任者進行宣誓、監督和懲戒的全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