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医生曾讨论过骨髓移植的可能，但医生认为，五十岁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风险太大，而且寻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赠者，难如海底捞针。 他的亲戚打听到江南名医奚复一大夫医治好一位韩国侨生，同样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病况还要严重，西医已放弃了，却被奚大夫治愈。 高中毕业，本来我有保送台大的机会，因为要念水利，梦想日后到长江三峡去筑水坝，而且又等不及要离开家，追寻自由，于是便申请保送台南成功大学，那时只有成大才有水利系。
圣芭芭拉附近产酒，有一家酒厂酿制一种杏子酒（Aprivert），清香甘洌，是果子酒中的极品，冰冻后，特别爽口。 邻舍有李树一株，枝桠一半伸到我的园中，这棵李树真是异种，是牛血李，肉红汁多，味甜如蜜，而且果实特大。 开始我与国祥还有点顾忌，到底是人家的果树，光天化日之下，采摘邻居的果子，不免心虚。 后来发觉原来加州法律规定，长过了界的树木，便算是这一边的产物。 有了法律根据，我们便架上长梯，国祥爬上树去，我在下面接应，一下工夫，我们便采满了一桶殷红光鲜的果实。 王國祥身世 收工后，夕阳西下，清风徐来，坐在园中草坪上，啜杏子酒，啖牛血李，一日的疲劳，很快也就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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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父母都已经离世，白家人也已离散海内外，留在台湾的也就只有白先勇的六弟和姐姐白先明。 白先明患上精神分裂后，像个孩子一样，离不开他人的照顾。 每次白先勇回来，都会送一些小礼物给她，有时候是玻璃烧成的小熊，有时是采芳斋的点心。 王國祥身世 《台北人》中有一个故事，名为《一把青》，写于1966年。 49年后，编剧黄世鸣将其改为长篇剧集，说的是撤退到台湾的军人，与其所爱悲欢离合的故事。 离开台北的日子，白先勇反倒对台北的记忆越来越清晰。
- 他们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在一起，过了一年自由而美好的大学生活。
- 但经过二十多年，国祥的病况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台湾，没能让大夫把脉，药方的改动，自然无从掌握。
- 我哀痛王国祥如此勇敢坚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后仍然被折磨得行销骨立。
- 有亲友生重病，才能体会到“病急乱投医”这句话的真谛。
- 幸亏圣芭芭拉夏天凉爽，在和风煦日下，胼手胝足，实在算不上辛苦。
- 《樹猶如此》，白先勇和他熱愛的人與事在美國期間，兩人在不同的城市，王國祥做物理學研究，白先勇教書。
这段时期的两人有过矛盾、苦闷，但他们始终陪伴彼此。 在这本著作中，他解读了人性的其他面，让世人看到了同性恋的内心。 白先勇写出了中文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同性恋著作，而白先勇本人便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那也是他真情流露的宣言。 四十岁还未婚的白先勇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小说《孽子》，这部小说将白先勇置于备受非议的境地。 王國祥身世 1937年7月11日，白先勇在广西桂林的一个高门人家出身了。 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而他父亲曾是中华民国国防部长白崇禧，母亲则是名绅富贾之女，身世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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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花了很多的钱去治病也不见好，因为肺结核有很强的感染性，家里人没有办法只能将白先勇隔离起来。 王國祥身世 王國祥身世 这和他的遭遇有关系，如果要用一个词去概括白先勇的童年，那就是孤独。 7岁之前，白先勇其实一直过着四海皆家，颠沛流离的生活，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抗日战争一打响，他们全家就来到了南京，在南京沦陷之后又举家前往重庆。
1989年，白先勇发现后院意大利柏树中的一棵，叶尖露出点点焦黄。 有一次，白先勇看见父亲在小学操场上对小学生们训话，那模样好似面对千军万马。 在白先勇的记忆中，父亲白崇禧一生为将，驰骋沙场，三十二岁时就被算命先生说有“丞相命”。 1923年，白崇禧代表广西桂系军去广州觐见孙中山，次年入国民党，任前敌总指挥，北伐战争结束时，白崇禧骑马入北京，发现一宫门名为“崇禧门”，在那里留下了一张照片。 母亲去世后的第四年，白崇禧因为心脏病，也在台北病逝了。 白先勇少年时期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不多，在台北读书的日子，就是最后一段和白崇禧相处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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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相信人定勝天，常常逆數而行，然而人力畢竟不敵天命，人生大限，無人能破。 西醫治療一年多，王國祥的病情並無起色，而治療費用的昂貴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漸陷入困境，正當他的親人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刻，國祥卻遇到了救星。 他的親戚打聽到江南名醫奚復一大夫醫治好一位韓國僑生，同樣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貧血」，病況還要嚴重，西醫已放棄了，卻被奚大夫治癒。 奚大夫開給國祥的藥方裡，許多味草藥中，竟有一劑犀牛角，當時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藥的涼血要素，不禁嘖嘖稱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價值不菲。 但國祥服用奚大夫的藥後，竟然一天天好轉，半年後已不需輸血。 大概因為犀牛角曾治療過國祥的病，我對那一群看來兇猛異常的野獸，竟有一份說不出的好感，在欄前盤桓良久才離去。
常常下课后，我便从台大骑了脚踏车去潮州街探望他。 那时我刚与班上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正处在士气高昂的奋亢状态，我跟国祥谈论的，当然也就是我办杂志的点点滴滴。 国祥看见我兴致勃勃，他也是高兴的，病中还替《现代文学》拉了两个订户，而且也成为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 事实上王国祥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不小，这本赔钱杂志时常有经济危机，我初到加州大学当讲师那几年，因为薪水有限，为筹杂志的印刷费，经常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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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是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医院，有十几个住院病人，看样子都病得不轻。 大夫很年轻，讲话颇自信，临走时，我向他买了两大袋草药，为了便于携带，都磨成细粉。 那已是九月下旬，天气刚人秋，是北京气候最佳时刻。 那是我头一次到北京，自不免到故宫、明陵去走走，但因心情不对，毫无游兴。 晚上，我信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那片全世界最大的广场，竟然一片空旷，除了守卫的解放军，行人寥寥无几。 那天晚上，我的心境就像北京凉风习习的秋夜一般萧瑟。
白先勇生於廣西桂林，父親白崇禧是中國國民黨新桂系將領，母親馬佩璋；白先勇排行第八，另有九名兄弟姊妹（五人仍在世），香港著名電台主持人白韻琹則為他的堂妹，而家族大多仍居住在臺灣。 當我們仰望星空的時候,或許會發現那一閃而逝的光芒。 我觉得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神秘的东西，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真的百分之百了解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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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德成行”的伙计还不肯拿出来，我们恳求了半天，才从一只上锁的小铁匣中取出一块犀牛角，拿来磨些粉卖给我们。 但经过二十多年，国祥的病况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台湾，没能让大夫把脉，药方的改动，自然无从掌握。 但三年中，国祥并未停用过草药，因为西医也并没有特效治疗方法，还是跟从前一样，使用各种激素。
